9月2日上午，蒙冤近27年后无罪获释的张玉环在其国家赔偿案代理律师程广鑫、罗金寿及家人的陪同下，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江西高院”)提交了国家赔偿申请。

该赔偿申请主要内容包括五项：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0171564.5元;赔偿侵犯健康权赔偿金和后续治疗费100万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171564.5元;伸冤费用支出100万元，各项共计人民币22343129元。

此外，张玉环还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即江西高院在媒体和门户网站上公开向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错判带来的负面影响。

9月2日，张玉环(中)在律师程广鑫和罗金寿陪同下前往江西高院提交国家赔偿申请 受访者供图申请以日均工资的三倍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此前报道，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男童张振荣和张振伟被人杀害，邻人张玉环被警方定为嫌凶。1995年1月26日，南昌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张玉环用手卡、绳勒、棍打的方式将邻居家两男孩杀害并抛尸水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因不服判决，张玉环提出上诉。1995年3月30日，江西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1年11月7日，南昌中院重审判决再次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作出了和原一审判决相同结果的判决。

张玉环仍然不服，再次提出上诉。2001年11月28日，江西高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入狱后，张玉环坚持喊冤。直至今年8月4日，江西高院对此案再审宣判，最终宣告张玉环无罪。

关于人身自由赔偿金的金额，《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律师程广鑫则认为，自1993年10月27日被收押，至2020年8月4日改判无罪，张玉环共失去自由9778天，在被关押期间，他每时每刻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三倍于社会普通成员每日8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若以日均工资的一倍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明显不合理。程广鑫认为，国家赔偿应与自由的价值属性相匹配，赔偿标准上应遵循“就高”原则。

张玉环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写道：“无人愿意用27年的自由换取五百万或一千万的赔偿，太低的赔偿金不能体现正义的价值，无法抚慰冤狱所造成的创伤，不利于防范冤案的再次发生，因此请求按照国家日赔偿金标准的三倍进行赔偿。”

澎湃新闻注意到，今年5月18日，最高法曾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最新的日赔偿标准346.75元。依照此标准和张玉环请求的三倍赔偿，张玉环主张的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为10171564.5元。

要求100%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比例

除失去人身自由外，近27年的牢狱生涯也影响了张玉环的健康。无罪之后，张玉环称在刑警队遭受刑讯逼供，至今双手、大腿上还有当初被吊打、狼狗撕咬留下的伤疤。因长时间羁押佩戴戒具，他的右脚已严重变形，后续仍需要矫正治疗。因此，他向江西高院请求赔偿侵犯健康权赔偿金和后续治疗费100万元。

此外，赔偿申请中另列了100万元的伸冤费用支出，包括多年来张玉环近亲属为他数次前往北京、南昌等地反映情况、申诉控告而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和误工费。

在赔偿申请中，另一笔高额的赔偿项目为精神损害抚慰金。

程广鑫认为，张玉环作为目前已知的失去自由时间最长的冤错案当事人，错案对他本人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近27年无法侍奉母亲，妻子病重改嫁，无奈错过孩子们的成长，无法弥补人父之责。在被宣告无罪前，张玉环先后经历四次审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张玉环也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写道，拿到无罪判决后，自己仍然生活在无边的恐惧、遗憾之中，每日噩梦交替。平反至今，当年的办案人员未被追责，精神损害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弥补。因此，要求江西高院支付以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一倍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即10171564.5元。

《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第34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近年多个同类国家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比例都突破了最高法此前规定的35%上限，如：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羁押9217天的刘忠林，2018年4月改判无罪后获得国家赔偿460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和人身自由赔偿金比例为75%。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羁押8452天后无罪获释的金哲宏，2019年获得了468万元国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和人身自由赔偿金比例也为75%。

程广鑫表示，迟到27年的无罪判决，对张玉环来说，只是回归本正常生活的起点，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和充足的物质基础来恢复萎缩的社会劳动能力、抚平内心所遭受的创伤。

张玉环在监狱里蹲了27年，因为长期带戒具，右脚重度变形，驼背严重，无法正常行走，失去劳动能力。

在监狱里留下了失眠的毛病，12点入睡，凌晨3点多就醒了。

睡不着会起来玩手机，手机是出狱以后前妻宋小女送的礼物。他只会接打电话，其他的功能都不会用。

躺到6点钟，他会起来打扫房间，因为他只会打扫房间。不会用煤气灶，所以也不会做饭。

也不敢出门，因为会迷路。小区里的路儿子已经手拉手带他走过几遍，可是儿子一松手，他还是会迷路。

不懂交通规则，看不懂红绿灯，搞不懂单行道。有大车从旁边经过会把他吓一跳，把儿子的胳膊掐的生疼。

坐高铁去南昌，看到高铁呼啸而过，会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

这是一场残酷的社会实验，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监狱里27年，然后放出来，这个人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也是一堂残忍的语文课，用一个人的一生来给一个词做注脚，所谓社会性死亡。

不过不管是2234万，还是224万，被支持的可能性都不太大。张玉环案过于复杂和缺少先例，因为疑罪从无原则服刑期间申诉并得到释放的，张玉环恐怕是中国第一人。

这也导致一些司法层面的矛盾：

1.张玉环和聂树斌有本质不同，并非是真凶出现而洗清嫌疑，所以如果本案重新调查，他依然是本案最大嫌疑人或者唯一嫌疑人。中国司法也从不在意避免二次危险原则(孙小果案)。国家赔偿给犯罪嫌疑人，法理上没有支持。

2.张玉环当年二审判决死缓，经历六次减刑，算上判决前的羁押，已服刑27年，将于明年正式刑满释放。中国任何减刑情节的基本前提是：认罪并悔罪，如拒不认罪，则不能获得减刑，所以狱中申诉对本人多半有害无利。张能够申诉成功并同时享受减刑，程序上其实已经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家属代申诉，规避了该情形。但总体来说，张在狱中一定是通过了多次的认罪悔罪判定，这些对于赔偿的合法性也造成了挑战。

3.张玉环案已经引发舆论爆炸，从一开始声援张玉环，逐渐发展到对死者家属的同情和关注。中国没有严格的追溯时效限制(规定的案件追溯时效没有意义，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经相应级别司法机关认可，都可以追溯)。为了应对舆情，大概率会重启调查，依然存在将张玉环重新定罪的可能(中国没有避免二次危险原则)，一旦出现该情况，审批过赔偿将成为所有相关人员的噩梦。

4.疑罪从无的司法平反，并非我国政府希望大量涌现的现象。张玉环个案的成功，可能和当地官场的一些博弈有关。必须要肯定的是：我国的司法公正性、合规性在近年来得到巨大的提升，但也说明了在不久以前，确实有大量可商榷之处。可以说，十年二十年前的很多案子，即使按照当时的刑事诉讼标准，都有证据不足，逼供的情形出现。如果对张玉环案给予赔偿，相当于对以疑罪从无名义的申诉进行鼓励，如因此进行大量进行平反和对相关人员追责，将造成整个中国司法界严重的动荡。而因疑罪从无而脱罪，并不符合我国最广大的那批群众，对于伸张正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