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在上海小区，据4月17日消息，鸭寮街小编了解到，床与沙发之间隔离第11天，60岁的徐正峰头痛欲裂，浑身无力。

床与沙发之间

隔离第11天，60岁的徐正峰头痛欲裂，浑身无力。他记不清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药断了多久，身体的反应愈加明显。

那天深夜，母亲又在床上喊他。老人需要排尿，徐正峰正躺在床边一张房东留下的皮质沙发上，因为年代久远，座位已经塌陷，只能让他以一种蜷缩的姿势休息。照看的夜里他无法彻底睡着，母亲基本隔一小时就得解手，每次处理下来要花费半个小时。

“我实在没力气了，晚一点，你克服下……”母亲的床离他仅仅两步距离，徐正峰没有劲支撑起自己，足足等了20分钟左右，才从沙发站起来。等他掀开母亲的被子，成人纸尿裤已经湿透。

两年多前，因为动迁款不够买房，家人在这个90年代中期完工的小区里，租了间沿街的两室一厅给母亲。徐正峰在家排行第七，父亲因病过世多年，母亲和尚未结婚的六哥一起住在这里。去年三月，一家人打算给母亲在这小区买套房子，刚刚签约完，老人去院子里打扫卫生时摔了一跤，左腿髋关节摔骨折。

“医生说年纪这么大接骨头的话，有生命危险。”徐正峰和家人选择保守治疗，把母亲接了回去。他们花1200元买来类似病房中的护理床，可以活动床边的护栏，可以摇高头部的床体以便喂食。此后，为母亲做饭、按摩、翻身，以及帮助上厕所，都依赖于这些60岁以上的子女们，平时他们两人夜班、两人白班地轮流。

这个小区4200多名住户里，一半都是这样的老人，分散在52栋楼里。7排房子从西南至东北排开在47000平米的地基上，低矮的6层楼房保留着白色外墙，墙皮已经有些斑驳，住户大都是20多年前从黄埔回迁过来的。

徐正峰自己的家也在这里，是尽头的第二排，走路不足5分钟可以到母亲的出租屋。有时徐正峰烧了菜或者炖了汤，也会端过去给母亲。3月27日，他得知浦东地区的封控消息，当晚结束工作后匆匆赶去母亲家照料。在这个月里，小区被短暂封锁过，徐正峰凭经验知道要在母亲那里住下，妻子陈丽又送了些衣服和药物去。

直到现在，徐正峰已经困在那里将近三个星期。六哥有自己的房间，徐正峰只能睡在母亲房间的沙发。老人思维一直很清晰，徐正峰除了日常照料，也会和母亲聊聊天，但母亲耳朵不好，必须得凑近她耳边大声讲。

60余平米的房间充斥着排泄物的味道，徐正峰没有开窗。一楼的窗外是浦东街道，进入四月之后，上海气温几乎在25°以上，母亲仍然觉得外面的风透着寒意。这天夜里，照顾完母亲后，他重新艰难地躺回沙发上。

徐正峰没想过会封闭这么多天，基础病的药已经见空，随时可能出现并发症。小区封闭后，34岁的杨卓得知居委会的人力不够，决定模仿网上流传的求助表格，也制作了一份表格收集小区居民的需求，发现小区有100多位独居老人，而买药是老人们共同的难题。

为了省药，其中一栋楼76岁的独居老太太从一开始就决定把所有药量都减半，原本每天吃两次的药只吃一次，吃一粒的药用切药器弄成半粒。尽管如此，在小区封控一周后，她有三种药已经吃完，另两种药只剩下几颗。

她之前通常在小区门口搭乘公交，3站路到达最近的社区医院，配好一个月的药量。她上一次配药还是在二月，按照计划拿到两盒治血脂的药、三盒骨质疏松的药。这次，她给社区医院打了两次电话没通，又翻出医生名片上的电话打。第一次对方说找居委会开证明就能配药，过了几天再问，医生说医院关了。

邻居杨卓逐渐招募到160多志愿者，在他们的统计清单里，脑梗、心衰、直肠癌、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的用药人数一直在增加。在小区微信群里，杨卓每天都能刷到求药消息，“一个70多岁的老爷爷紧急需要利尿的药物，志愿者帮他全小区找，从另外楼的居民找到后给他送过去。”

“老人们需要的都是处方药，还有些药是医院配的，上海很多医院都封了，很难买到。”杨卓和志愿者们把清单给到居委会，但得到的反馈结果并不理想。

老与老

小区封闭前徐正峰没有囤货，开始只能把家里的蔬菜和肉类分配成五天的量。五天之后，家里的饭桌上只有酱油拌面和酱菜拌饭。米饭是徐正峰唯一较充足的储备，因为之前打折，才一次买了50斤。“而且超市里都是人，抢不过。”上了年纪的徐正峰在电话那头，说起这些很是烦躁。

直到缺菜三天后，徐正峰才把情况告诉了其他家人，妻陈丽赶紧在业主群里发消息问怎么团菜。平日里只是打过招呼的邻居看到，送了她一些鸡蛋和一个卷心菜。

“现在都是在微信群里团购买菜，老人不会。”杨卓发现，对于老人而言，一两百块钱的蔬菜包过于大份，只能把它们再分成几份，或者有的志愿者买一包，送一部分给老人们。

封控前，那个独居老太太一个人吃不了太多，都是现买现吃，也没有囤菜的习惯。这次家里的菜吃光后，居委会帮忙买了一包菜。“有的吃就行了。”她也不再找人问药，默默等着之前通知的解封日。然而，小区至今都未解封，她心里越发难受。

“这一关总归要渡过去的。”她尝试在居委会登记买了一包菜，找同层楼的邻居学习手机截屏、上传和登记抗原，按志愿者发的图片指示加入小区群聊，觉得自己像小学生一样，每天都需要做功课。

徐正峰夫妻是十多年前搬到这个小区的，为了和二十年前回迁到这里的姐姐住得近一点，照顾起来方便。除此之外，他们在小区里没有什么熟悉的人，碰上的大都是同龄的老人。

徐正峰患糖尿病的十几年来，家里做饭一向清淡，妻子陈丽也注重养生，每顿都需要青菜。如今，家里仅剩的一颗白菜成为了珍稀物品，以前一顿饭就能吃完的量，每顿饭只舍得掰下两片叶子。

封控后独居的陈丽也不愿意抢菜，“总想着过了一天，后面应该就好一点。抢菜也麻烦的，要志愿者把菜送到楼上来，尽量不去弄了。”

她也没有将自己的处境一一告诉丈夫。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会语音聊天，听着电话里丈夫的声音，陈丽也感觉到他的疲惫不堪。“他本来就有基础病，现在一方面心理压力，一方面是实际问题。”

在徐正峰的母亲摔倒之后，陈丽明显发现丈夫“变老了”。

徐正峰年轻时开过服装店，之后生意不好便四处打零工，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做门卫，每天轮12小时，白班从早7点到晚7点，夜班就是晚7点到早7点，月收入3000多块，下个月准备退休。

他大多是晚上去照顾母亲。兄弟姊妹也请过几次保姆，都以失败告终。徐正峰说，因为母亲是广东人，平日都说粤语保姆听不懂，“还有太累了，来了几天就离职了，也不好意思让外面人，比起送养老院照顾，肯定是自己子女照顾好。”

孙辈都在忙工作，照顾老太太的事只能是年过半百的子女们来。陈丽也曾试着帮婆婆按摩，但老太太不愿意让儿媳妇动自己。陈丽只能常劝丈夫有时间就多休息，“你要有什么问题，我的日子也到头了。”可徐正峰还是一如既往，一家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帮忙，谁家的灯泡坏了就跑去修。

“以前今天去明天可以休息，现在天天在那里，我也担心他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办?”在小区封楼前，陈丽给丈夫送过一次换洗的衣服。两个人戴着口罩，陈丽也能感觉到徐正峰的疲惫。徐正峰没有告诉妻子缺药、缺菜的事情。那时，他们都以为很快就能迎来解封。

一院之隔

4月1日，徐正峰没有等来解封的消息，却得知同住的六哥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结果。第二天，疾控中心通知母亲也是阳性。

“没什么措施可以做，这么小的房间，没什么选择余地。”他不知道的是，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妻子做抗原检测时也出现了两道杠，咳嗽、发烧、头晕也随之而来。陈丽在家找了三四种药，吃了几天后却发现小便的颜色很深，都是泡沫，“我也有点怕了，不敢吃药，不要把肾脏吃坏掉了。”

生活像被推翻的多米诺骨牌，问题接踵而至。

在缺药数天后，陈丽才得知情况，担心丈夫缺药会引起并发症。陈丽的父亲也是糖尿病，她一直记着医生曾说并发症会引起各个脏器不好。

“我以为他家里的药应该是够的，谁知道封了那么多天……”侄子得知后联系了居委会，徐正峰却告诉他别找了，“开不到也没办法。”听着电话那头，平日里像“开心果”的七叔讲话有气无力，嗓音嘶哑，一直咳嗽，侄子心里更是焦急，凌晨还在网上填各种抗疫求助的申报。

基础病的药还没有解决，徐正峰的抗原检测结果也出现了两道杠。他告诉侄子心理的矛盾：他希望疾控能注意到他们，从而能帮忙解决，但是又担心疾控会把他们带走分开隔离，这样没法互相照顾了。

几天后，疾控中心通知要把同住的六哥拉去隔离点。家人们都不同意只拉一个人走，徐正峰的身体也没办法一个人照顾母亲，“最好是待在家里，我们三个人可以互相照顾母亲，给我一点药就可以了。”

疾控中心得知情况后，没有带走哥哥。几天后，居委会又打电话通知把哥哥转去隔离点，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最终三人还是都留在了一起。

此起彼伏的咳嗽声萦绕在房间里，床上的母亲还在翻来覆去地说着几十年前的事情。徐正峰看着手机，家族群里其他老人们在发一些养生的偏方，关于疫情的消息也一条条蹦出来，他心里有些烦躁。他和六哥向母亲隐瞒了实情，说“只是小感冒”。

难得的好消息是，前几日居委会帮他配到了药。对于60岁的徐正峰，生活本该是妻子在厨房里洗菜，他在灶台前做饭，耳边听着妻子的嘱咐“食材不放糖，能水煮的尽量水煮”。如今，回归那些稀疏平常的日子好似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