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中国完全可以开放？绝大多数人打了疫苗，起码80%甚至85%以上，我估计到2021年底就在80%以上了。”

“这一次新冠病毒溯源，特别是美国把它政治化了。”

“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就是健康，就是以预防为主。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治疗，这是最高的医术。”

2020年1月18日晚5点45分，钟南山与助理苏越明坐上从广州前往武汉的高铁。按照原定计划，钟南山这一天本应出席广东省卫健委的一个会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告诉苏越明：“请钟院士今天务必赶往武汉。”当时，钟南山正在与专家讨论新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此前一天，他还去深圳看了两个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

2019年12月，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从武汉传来。钟南山与其团队一直密切关注，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广东医疗团队已经开始备战。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接诊了一位有发烧、咳嗽气喘、呼吸管等症状的老人。次日，科室主任张继先为另一位老人看诊，发现其肺部有炎症，患者被转入呼吸科。他发现两位老人是夫妻，且病症与CT结果相似。他把两人的儿子叫来检查，CT结果与父母一致。她将情况上报医院，医院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12月28日至29日，医院接待了四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病情相同。

武汉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团队展开调查，于12月30日15点10分、18点50分在系统内下发《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等两份部门文件。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在2020年1月8日初步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源。国家卫健委已先后派遣两批高级别专家组前往武汉，钟南山是第三批。

钟南山回忆，国家卫健委当时没有给他提出任何要求，“我觉得主要还是对武汉当时的疫情做一些研判，就是有没有传染性，它的危害性有多大。”时值春运，他们乘坐的高铁早没了座位。在国家卫健委的帮助下，钟南山和苏越明被安排在了餐车一角。

上餐车坐定后，钟南山第一时间拿出电脑，整理相关资料。直到晚上9点，他才停下来，头靠椅背，闭眼小憩。苏越明拍下了钟南山此刻的样子，后来照片在媒体上发布，并在网上迅速传开。在一次采访中，苏越明回忆：“他已经很累了，但他从来都不会说，从来。”

当天晚上11点到达住处后，钟南山简单听取了武汉方面的情况。19日一早，他陆续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武汉疾控中心了解情况。专家组成员其中一位是香港大学的袁国勇，从袁的报告中，钟南山了解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有一家六口患了病，其中一人没去过武汉。这引起了他对疾病感染性的疑虑。

同时，他的一名学生称，武汉某家医院的神经科病房存在一名患者传染了14名医务人员的情况。下午开会到5点后，他向当地卫健委求证。当晚，钟南山飞至北京，赴国家卫健委开会，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睡下。临睡前，他收到来自湖北的消息：情况属实。“我对我的考虑和怀疑更坚定了。一个，就是存在‘人传人’的情况；另一个，存在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

1月20日6时，钟南山又开始了高强度的工作。他接连出席了国务院有关会议、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一直忙到深夜。

当日晚间，84岁的钟南山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接受了白岩松的采访，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作出一系列回应，指出新冠病毒“肯定的人传人”，且“已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提醒公众提高防范意识，如果身体不舒服及时就诊，出门最好佩戴口罩，勤洗手，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他（白岩松）反复问我，是不是肯定这个病有‘人传人’，我说非常肯定，不用怀疑……越多的人感染，对社会危害越大，因为‘非典’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再发生。”钟南山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

之后在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答记者问中，钟南山重申了病毒会“人传人”，指出当时的患者95%以上都跟武汉有关系，去过武汉，或从武汉来，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

1月21日16时，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提出：对感染者进行前端隔离，严密跟踪密切接触者，是目前防控疫病传播的最好手段。他提到，武汉出现了一名病人影响14名医护人员的案例，“这个并没有出现在传染病医院，而是出现在不是收传染病人的地方——神经科。所以我们更加要关注所有医护人员的防疫问题。”

早期病患出现在其他科室的现象后来被证实绝非孤例。相当数量的病毒携带者，早期因为没有发热症状，难以被及时发现，这也为后来疫情大规模暴发埋下了隐患。

2020年1月23日，武汉与周边的黄冈、荆门、鄂州等地宣布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开通道，严防新冠疫情扩散。参照2003年北京小汤山医院，武汉市开始建设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用于危重症患者的集中治疗。同时，国家开始建设方舱医院，集中收治轻症患者。

再次奔赴疫情前线时，钟南山在采访中表示，目前防控措施“能想到的都做了”。

钟南山的出现与言论对民众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国人关注，人们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哪怕只言片语，那也许就会是破解疫情的关键线索。口罩迅速脱销，他的照片被制作成拜年图片出现在朋友圈和微博中。他在媒体露面之后，一则关于“淡盐水漱洗咽喉部位可杀死病毒”的信息广为流传，落款为“钟南山院士建议，2020年元月21日”，直到钟南山院士团队正式辟谣才告一段落。2003年“非典”之后，这类以钟南山之名发布的谣言数不胜数，但也显示了他在民众心中很高的声望。

关键时刻再次站出来的钟南山，又勾起人们对他当年敢讲真话、抗击“非典”形象的集体回忆：在疫情面前，如果权威的真相持续缺席，人们就会相信流言；如果真相不能有效传播，人们就会宁可相信坏消息，也不相信好消息；17年过去，疫情再现，人们愿意相信钟南山。

也是在2020年1月21日，苏越明拍摄的照片与钟南山奔赴武汉的消息一起上了热搜。《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了一条快评：“17年前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如今再战防疫最前线，84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一路奔波不知疲倦，满腔责任为国为民，的的确确令人肃然起敬！”

2020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成立“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评估全球新冠疫情应对工作，钟南山成为专家组成员。2021年5月12日，专家组发布了82页主报告，通过整理证据，针对大流行防范与应对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指出了存在的差距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报告提出，根据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过程，要重视两个关键的重要预防环节，一是从局部暴发发展为全球流行，二是从全球流行发展到全球健康及社会经济危机。

在2021年5月接受新华社专访时，钟南山分析，在第一个阶段，从局部流行发展为全球流行，尽管中国在早期已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疫情，并在国内采用了强力封城及群防群控措施，而且WHO在2020年1月30日发出PHEIC（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警告，但多数国家采取了“等等再看”的观望政策，并未迅速采取有力行动，等到真正在本国暴发了才开始关注，为时已晚。

在第二个阶段，从全球流行发展到全球健康及社会经济危机，全球缺乏协调有力的应对体系，国际紧张的形势阻碍了多国协作的统一行动，有的国家制定政策不是根据科学，没有正视并解决国内存在的、由于疫情进一步加重的不公平状态，这些都加重了对低收入国家、弱势人群及贫困家庭的危害。

他强调，新冠大流行本是一场可以预防的灾难，这也是“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亟须成立的原因。

疫情暴发已经过去一年零9个月，钟南山和他所在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广州医疗团队的工作仍在继续。2021年9月，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杂志》公布了中国专家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在过去数月，来自广州的唐小平、李锋教授团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联合钟南山院士、陈如冲教授团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针对德尔塔变异株引起的广州“5·21新冠肺炎疫情”，结合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精确描绘了德尔塔变异株完整的传播链条。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钟南山的前一天，这则消息已经由各大媒体广为传播。

2020年以来，钟南山的声名比从前更甚。2020年8月11日，他获授“共和国勋章”，此外，他还进入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被授予202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艺术成就奖”……与荣誉一同到来的是更加密集的工作，但他已经85岁了。

2020年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投身抗疫之余，钟南山仍然心系他致力多年的领域——重大呼吸道传染病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预防与治疗，希望推进社区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期筛查工作。

“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真正体现了中国‘以健康为中心’代替‘以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方针。现在，像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都能够在很早期进行干预，所以它不会发展到最后阶段。但是这在呼吸疾病方面是比较落后的，比如最常见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一期、二期没什么症状，患者赶公共汽车、上楼觉得气接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再去找找医生，已经很晚了，只能缓解症状。”

钟南山说，希望能推进早期干预，“在我们呼吸疾病领域，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方面，都要遵照‘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在国际的前列，这是我的愿望。”

采访中，钟南山数次谈到“健康中国”的战略，他认为，对医疗、特别是医疗卫生，对医院来说，就要把重点放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治疗，这是最高的医术，而不在于抢救多少病人。这个是将来健康中国的发展方向。

1、现在福建疫情的问题是还没完全搞清楚源头

人物周刊：你觉得最近发生在福建莆田、厦门等地的疫情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钟南山：福建的疫情比起南京、广州的复杂一些。福建第一个发现的病人，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是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关键，我们要找出它的源头、传播链。在广州，源头很清楚：一个从境外输入的病例，传染给阿婆，这位阿婆再传染给了广州所有病人。当然，这里头通过了五六代，不是她一个人直接传播的，这个（传播链）就搞得清楚。搞清楚传染源和传播链对我们的防控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它（德尔塔变异株）的传播能力很强，所以密切接触者的概念也改变了（过去的“密接”概念，是确诊病例发病前两天的家人或同办公室、1米之内同吃饭、开会的人，但现在已经不适用。针对德尔塔病毒，“密接”的概念是，与确诊病例在同一空间、同一单位、同一建筑，发病前四天在一起等情况的人，都算是密切接触者）。有了传播链之后，能够在更多的密切接触者里（筛查），原来是考虑有330名（密切接触者），根据“密接”概念的改变，传播的情况也有所改变。所谓密切接触者，不再是一般概念，像一家人一起吃饭、在同一个办公室这样，而是已经扩大。再根据它（德尔塔病毒）的传播特点，密切接触者扩大到了5万到6万这样一个数量。后来就在这些人群里发现了一些病例。所以，一旦清楚了传播源、传播链，就比较容易控制。

福建疫情的问题是一开始还没完全搞清楚（源头），现在（2021年9月16日）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先扩大范围筛查、跟踪，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我相信，按中国的体制以及严格的防控措施，疫情也不会大规模暴发。

人物周刊：这次福建疫情中，有很多小学生被感染了，你觉得这个群体的防控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钟南山：疫苗上得比较快。全世界很少在这么短短几个月中研发一种新的疫苗，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比如mRNA疫苗世界上从来没有搞过，因为涉及到基因的问题。RNA是一个信使，要传递信息、制造蛋白，这些东西（至今）有些都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迫于形势需求，现在加快了。我们是病毒灭活疫苗，原来有很多年的基础，都在发展，现在有5款疫苗，中国有几十种疫苗都在临床、准备研发阶段。

疫苗当时开展研究、进入临床，比较重点的是面向18岁到60岁这样的人群。之后开始对老年人比较重视。小学生群体（一直没有在最优先级），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得病一般比较轻；第二个是这些（疫苗）在小学生里面的相关研究数据还不够，它安全不安全？它的有效性（怎么样）？这个在当时还不足够。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现在6到12岁小孩也开始打疫苗了。这个漏洞或者缺陷慢慢补上了。

2、为什么现在还严防严控？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的疫情形势依然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践行“健康中国”的战略？

钟南山：实际上，这一次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健康中国”的理念。什么叫“健康中国”？其中很重要一部分是医疗卫生的战略：以健康为主代替以医疗为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上的转变。

换句话说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中医几千年来“上医治未病”这样一个思想，也就是说，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就是健康，具体到政策，就是以预防为主。

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独立工作委员会的调查团。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对各个国家的抗疫做法提出了4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Aggressive containment，意思就是说采取强有力的遏制传播策略；第二个为Suppression，就是抑制；第三个是Mitigation，就是遏制；第4个为 No substantive strategy，不采取有效举措。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强调哪些国家，但是，首先提到的是，少数国家——主要是中国，也有新加坡、日本等——以预防为主，采取强有力的遏制传播策略作为主导，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染。

这个病现在没有办法（以特效药）治疗，有一部分患者是比较危重（的），真正进行抢救的新方法也不多。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大家得病，不要传染。所以，才有一系列的社区水平的群防群控，包括保持距离、戴口罩、勤洗手等很多方面的工作。一旦有病人确诊，就进行强有力的隔离，尽量把社区的传播减到最低。

中国的疫情，从2020年1月开始，一直都采用强力手段。武汉当时发展到8万多病例的时候，坚持严格在社区进行群防群控。到现在已经一年零9个月，我们病例增加了两三万，远远比不上很多国家，（有的）一天就增加10万、20万。这就是“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注意预防，把我们的工作放在上游，不让他得病，这就是“健康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想中国对疫情的处理，就非常成功地体现了以健康为主的“健康中国”理念，到现在还在坚持。当然，我们需要不断改进、提高。随着时间的发展、各种病毒的变异，我们要解决（新问题）的办法，一个是加强社区的严防严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大量接种疫苗。疫苗本身也是预防，也就是说不要让大家感染，所以，这个概念在中国始终占主导地位。

为什么现在还严防严控？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疫苗接种率还没有达到8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发生在福建莆田、厦门（的疫情），还是采用全方位群防群控，早筛查、早发现病人、早隔离，我相信不会太长时间也能被控制。

中国自从武汉的第一波疫情以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暴发。在2021年5月21日到6月19日，广州第一次出现变异株“德尔塔”病毒的感染，它的传染性和病毒载量很高，而且潜伏期很短，一开始一个可以传四个。尽管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疫情也是（得到）了很有效的控制。广州总共153个病例，广东190例。这就说明我们的措施看起来是有效的。相比起来，一些邻国放松了，觉得可以完全开放了，结果现在要重新关闭边境、城市，因为（出现了）大量的传播。

对疾病最重要的是预防，还有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也是“以健康为中心”理念的体现。人不可能不得病，但是他在早期得病，哪怕很严重，就算是肿瘤，早期发现治疗的效果是极好的，存活率很高。疾病预防整个走的都是这么一个方向。

所以，新冠（疫情暴发）到现在为止，中国走的路还是对的。当然，以后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变异（病毒），怎么办？这都要探讨，但是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预防为主，这是不变的。

人物周刊：我们提出的这种预防为主的思想，一直在践行，但是每次疫情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维持平稳状态，这样长久下去，大家难免会有些疲惫。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当下疫情的复杂形势？

钟南山：长期这样下去，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方法是不行的，对我们中国的负担也很大。但是病毒在变，人们对付它的技术指导思想也在变。什么时候中国完全可以开放？绝大多数人打了疫苗——起码80%甚至85%以上。接种疫苗以后，对疾病的预防，特别是预防（病情）加重的能力（变强），也就是说，我们多数人就无感或者只是很轻的感觉，这是一个（标准）。

第二个，当这个疾病经过预防和打疫苗以后，病死率降到很低，现在全世界新冠病死率总的来说是1%-2%，非常高，比流感高几十倍。当病死率降到很低的时候，新冠就有可能成为常态，就是说得病了，但是绝大多数的病人能够好转，而不是现在一百个可能有两个死亡。（这个死亡率）还是应该重视。当然以前“非典”死亡率是全世界10%，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率是30%以上，更需要（降低）。我估计它（新冠）有一个（降低的）过程。所以，针对你的问题，我想中国不能长久这样下去，因为这是世界性的疾病，要中国和全世界共同努力来战胜它。要各国、特别是大国的传染的情况都比较低，接种疫苗的比例比较高，死亡率也降低下来，这样的话才可以完全开放。

我估计，我们到2021年底（疫苗接种率）就在80%以上了，但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接种疫苗后，一般来说，不管国内国外，在半年以后预防效率会明显下降。所以，现在我们在研发更多的疫苗，以及（研究）怎么加强免疫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当这些全是未知数，我们主要的指导思想还是健康生活，就是我们不会花极大的力量去（研究）怎么抢救病人，一旦传播开了，医疗服务、设备、人力都超出了负担，社会就会崩溃，所以，我们主要立足于预防，也就是用健康的思想来对待新冠疫情。

3、面对新冠的未知数，关键是各国合作

人物周刊：你提到疫苗接种率80%以上可以有效达到预防的预期，但像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已经非常高了，它的病例依然在不断地增加。

钟南山：以色列的病例增加并不是早期，而是最近这几个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病毒的变异。第一，病毒变异了以后，疫苗对人体的保护预防作用下降了。第二，以色列是接种率很高的国家，但不是100%，特别是在前期，12岁到17岁的学生并没有接种，遇到病毒照样感染，所以它有一个阶段患病率明显增高了。那么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方面注意到了群防群控，另外一方面也开展（别的手段），比如说包括第三期疫苗的接种，现在（疫情规模）又开始被控制了。这就说明新冠有极多的未知数，需要人类不断地、共同地去探索、解决。这里头关键就是要各国合作，我们希望走这条路。

人物周刊：现在各国合作这条路顺畅吗？

钟南山：不太顺畅。在18年前“非典”时期，第一年是五千多个病例，当然远远比不上这次（新冠疫情），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传播。但是（好在）我们对它的源头有点了解，特别是在广东，我们跟香港的一些专家共同发现，它（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就是食肉类猫科动物，代表是果子狸。当时广东比较流行吃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在市场里（售卖），本身原来没有（感染病毒），到了市场以后大量感染。它们自己不带病，但是当人们接触到它们，宰杀、烹调时就会感染上病毒。所以，第二年我们采用强力的办法，把所有的自养和运输行为都禁止了，禁止食用这一类野生动物。2004年，我记得早期已经发生了4个，后来采取这么强力的措施以后就没有（病例了），所以（病毒溯源）还是很重要。

但是，这一次（新冠病毒）的溯源，（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政治化了。所谓的政治化就是有意地（指出）有些国家在搞这个东西，不管是泄漏也好或者是有意制造也好，就把它政治化。

所以，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组织了两次对中国的调查，特别考虑到武汉的病毒所，两次的调查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但是，还是有人在采用政治操控的办法。这（病毒溯源）政治化，因为（有的国家）戴着有色眼镜，总想弄出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证据来证明（它的想法），但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是没有任何证据。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共同来溯源。其实，中国有很强的这种（意愿）。我的好几个美国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在18年前也合作过，他们也有很强烈的这个（溯源意愿）。但是，一旦首先把它（病毒溯源）政治化，先入为主，就无法合作。

但总的来说，最近我觉得合作稍微多了一点，还是有一些理性的东西。我们去年（2020年）一年都跟哈佛大学医学院有密切的合作。差不多每一到两个礼拜，大家都会互相交流，关于我们抗击新冠、我们发展疫苗、我们要怎么做……全年都进行密切的合作。在民间、学术界和医学界，我们的合作还是很多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合作。现在来说，大家如何对待疫苗的衰减？疫苗怎么样能够加强一点？还是需要合作。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合作还不够。

4、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在建设“健康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钟南山：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这个非常有道理。因为人不管做什么事，首先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人本身。有个健康的身体，才能考虑到做什么建设、做什么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什么都谈不上。这是根本的问题。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小康的意思是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但是没有人来做，特别是没有健康的人来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提出这个概念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

人物周刊：两年前我们采访你的时候，当时你正致力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筛查与研究，这也是“健康中国”理念的体现吗？

钟南山：现在除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的医疗卫生行业）实际上很重要的精力是放在很多慢性病的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上，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国外现在脑卒中（脑中风）的病例很少？因为国外花了30年才了解到，早期血压的增高给予适当的治疗以后，可以大大减少脑卒中。中国（国民死因）排第一位的是脑血管，然后是心脏病，还有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如果我们对高血压病，对糖尿病早期不处理，血压不断升高，糖尿病的血糖不断升高，都没有症状。等到后期，眼睛出问题了、肾脏出问题、心脏出问题、下肢出问题以后才来治疗，太晚了。

所以“健康中国”的核心，对医疗、特别是医疗卫生，对医院来说，就要把重点放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治疗，这是最高的医术，而不在于抢救多少病人。这个是将来“健康中国”的发展方向。

所以，回到我自己这一行，因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现在在中国有九千多万（患者），实际95%以上都是一期跟二期，所谓一期、二期就是说一般没多大症状，甚至没有什么症状，但患者在肺功能的检查中已经发现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就越来越严重，等到他觉得不舒服才去找医生，比如说，赶公共汽车、上楼觉得气接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再去找医生，已经很晚了，只能缓解症状。因为肺已经出现一个气道，出现了不可逆的形态。这种治疗就等于四五十年前，等到脑卒中了再去治疗，或者是对心肌梗死的治疗，这是下策。

所以，我们致力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期发现。2017年，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篇前瞻性论文，证明早期在社区发现了（这种疾病），只要给很少的药坚持一下，患者的肺功能就能得到很明显的改善，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恢复正常。我们现在正准备开展社区大规模的（筛查），发现病人，以后再积极治疗。我们希望走出一条能够像高血压、糖尿病早期治疗一样的治疗早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约大量的钱财，也能（将这个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我们的方向，也在当前进一步体现“以健康为中心代替以治疗为中心”的理念。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推晚了一年，今年在不少地区已经开展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群防群治。

“以健康为中心代替以治疗为中心”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也有一个转变过程。现在，相对比较多的人懂得了，当血糖老是高（指标时），要注意了，要用药。血压一直都很高，但是没任何症状，这个时候，比较多的老百姓知道要降血压了。比如，我的家族有高血压史，我到现在已经吃了二十几年降压药，现在血压控制得挺好。假如说我什么都不管，那现在我都不在了。所以这（预防）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这仍然需要老百姓心理的转变，因为什么呢？不管是在高血压、糖尿病还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到晚期是病人找医生，病人非常紧张，希望医生给他治疗。但在早期的话，往往是反过来的，是医生找病人，说服病人接受治疗，而病人却没有什么积极性，因为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何必呢？所以，这需要一个概念的转变，这也是“健康中国”需要做宣传教育的内容。

人物周刊：我们听你刚刚描述“健康中国”的战略，感觉是一条正确但有点艰难的路，这条路上最难就是老百姓的观念转变，还是说我们的医疗水平？

钟南山：两个都有，首先医疗水平要不断地证实早期干预是有效的，而且是非常好的。现在真正有早期干预（的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大家都接受。但是，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期干预了以后到底效果怎么样？一直用药以后，这些病人就不会变成重症，也需要一个时间证明，说服大家。第二个就是思想的转变，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觉得早期干预是最重要的。你的健康，自己要负责任。这个理念的改革极为重要，所以，“健康中国”不是单纯的人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第三个是社会适应。第四个是道德健康。

人物周刊：你对当前时代的健康问题有什么想说的？

钟南山：钟南山：对健康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环境变好，国力在增强，在这个时代，各个部门的领导应该更加重视健康的含义，而且更应增加对健康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