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10天的时间，塔利班闪电式地接管了阿富汗政权。大批阿富汗平民涌入机场，希望登上飞机逃离喀布尔。喀布尔周围的华商也都撤离了，李西京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留守。身处战乱和疫情中，他们无法预料这片土地还会发生什么。

当地时间8月18日，上万名阿富汗人仍在喀布尔机场等候撤离。（人民视觉 图 ）

当地时间8月19日，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李西京感叹道，谁曾想到，塔利班闪电式地接管了阿富汗政权。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蛰伏了近20年的塔利班势如破竹，已抵达它“忠实的喀布尔”。

14日晚上10点左右，远在喀布尔的中国商人李西京听到军用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15日早上五点半，他再次被飞机的轰鸣声吵醒。机场附近的同事告诉他，这是美国人在撤侨。上午10点左右，机场方向传来时续时断的零星枪声。中国城门前的十字路口则出现拥堵，武装警卫车辆明显多了。

中午时分，李西京的同事发来信息，塔利班已进喀布尔城，并看到塔利班士兵正在公园里休息。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城从15日上午开始暂时停业。李西京注意到，中国城门前的十字路口行人车辆明显减少。到了晚上，通向机场的路开始堵得水泄不通，很多拖家带口的人往机场方向跑。

喀布尔国际机场很快出现混乱，大批阿富汗平民涌入机场，希望登上飞机逃离喀布尔。混乱之中，有人爬上了美国C-17运输机，结果在飞机起飞后被甩离，从高空坠落身亡。

“有多少人逃离我并不知道。”李西京从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场景。早在七月初，中国大使馆发出撤侨通知，还派了专机。喀布尔周围的华商大多撤离了，李西京和他的团队则选择了留守。

这些天，李西京一直被国内亲友惦念着。他去阿富汗朋友家，路上偶尔有塔利班的车辆经过，长途大巴又忙碌起来，流动摊贩的早餐车也吆喝着招揽顾客。塔利班目前发布了安民告示，让民众正常生活、工作。

但目前似乎有抢劫现象发生，一些阿富汗朋友提醒李西京，要小心有人趁火打劫。李西京叮嘱值班人员保持警惕，楼上楼下的安保各司其职，防备小偷和劫掠者。

整个喀布尔城看似平静，窗外仍传来零星的枪声。李西京心有余悸，阿富汗的局势瞬息万变，即便过去20年，没有人能预料到这片土地还会发生什么。

离开，还是留下？

“太吓人了，我也说不上来，人人都觉得他们可怕。”看到塔利班占领喀布尔的新闻，红姐惴惴不安，尽管今年初她已回到辽宁兴城老家，但这些天，她一直担心牵挂远在喀布尔的朋友。

红姐对喀布尔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不是疫情让餐馆无法运营，她也许会在那里长期发展下去。她在喀布尔经营着唯一一家中餐馆，阿富汗的华商互相都认识，逢年过节，红姐的中餐馆便成为华人的一个据点，“挺热闹的。”红姐时常怀念，在社交平台发布一些阿富汗华人相聚的视频。

“他们也没有办法回来，只能在那边。” 红姐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解释， “现在只有首都喀布尔是最安全的，因为有国际机场。塔利班入驻以后，所有的飞机就已经停运了。”

红姐的一位朋友，她丈夫是加大拿人，两口子一直滞留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一个宾馆。后来，加拿大人又联系了一架飞机，8月17日飞。一个英国的宠物医生，因为他的一百多只猫和狗，没有回国。还有一些人在撤离之前，对自己的猫和狗施行安乐死。

红姐也在担心餐馆员工的安危，之前有两个保安、一个司机，还有一个后厨、一个女工。厨师来自青岛，后来餐馆关门倒闭，他也回国了。

中国城工业孵化园。（受访者供图）

7月初，鉴于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为确保在阿中国公民安全，中国外交部已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尽早离境，对于个别自愿留阿的中国公民则提供必要协助。

目前有三名中国员工与二十余名阿富汗员工共同运营中国城。据李西京了解，当下大概有一二十名中国人留在阿富汗。

李西京于2018年来到喀布尔，负责中国城的经营管理。他和团队将中国制造的优质商品带到阿富汗，希望打造阿富汗的“中国商品集散地”。这两天，一些阿富汗企业老板、商人朋友都向他报信，形势不太安全。如果有安全问题，他们可以提供安全保障，李西京满怀感激。

“17日开始听不到枪声了。”李西京安慰亲友说，目前喀布尔的生活比较平稳。他还在朋友圈回复称，“中国城中方人员很安全，吃喝都没问题，就是当地网络不太给力。”

中国城负责人余明辉来阿富汗20年了，他在当地见证了无数次的动荡和暴乱。在过去一周多里，喀布尔中国城的华人先在建筑外围重新加固了一层铁丝网，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大家又一起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地方。目前，余明辉和李西京等人都转移到了当地朋友家里， “吃和用的没有任何困难，(现在)好像到别人家里做客一样。”余明辉说。

据余明辉介绍，中国城之前和阿富汗政府的建设部、商务部和国家电网等业务部门签订了合约，他不能扔下中国城的所有业务一走了之。余明辉也不想给阿富汗留下中国人不讲信用的印象。“我们和阿富汗有合同，也有自己的战略规划，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他说。

“中国产品在这里几乎没有竞争”

2001年10月，美国出兵阿富汗，不到2个月就打垮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战后的阿富汗百废待兴，物资匮乏，身在伊朗的余明辉萌生了去阿富汗做生意的念头。

从2002年到2004年，他多次去阿富汗考察，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商机。当时美国和塔利班在一些城市的战争尚未结束，从伊朗马什哈德到阿富汗喀布尔，余明辉因为战事中途在赫拉特停留了三四天。

那个时候，阿富汗还没有一家炼钢厂，战争留下了大量的废旧汽车、坦克、建筑钢铁和炮弹皮，余明辉想着把这些废旧的优质钢材回炉变成重建家园的钢材。之后，他投资创办了明海钢铁厂，目前是阿富汗唯一一家钢铁企业。

余明辉在自述中写道，“明海钢铁厂的建设成功，赢得了阿富汗政府、部落、民间各阶层的认可和好感，阿富汗称‘中国人是建设者，美国人是侵略者’。”

2014年，余明辉又将阿富汗青金石及一些矿产大规模引入中国市场。2019年，余明辉在喀布尔建立中国城。在一座11层的高楼中，他们经销的商品包罗万象，包括家电、日用小百货、日化、办公用品等，在余明辉看来，“中国产品在这里几乎没有竞争”。

目前，在喀布尔乃至整个阿富汗，余明辉算小有名气，就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喀布尔新区有个叫余明辉的中国商人。

2005年9月，红姐在喀布尔开了一家中餐馆，一干就是16年。当时，她听说一个朋友在阿富汗开饺子馆，她没想那么多就去帮忙打工。后来自己又开餐馆，同时提供住宿。据她回忆，那些年，阿富汗就像一个地球村，很多国家都参与到阿富汗建设当中，“钱也特别好挣。”

喀布尔中国城大楼。（受访者供图）

这一时期，有不少中国商人前往阿富汗。“一部分中国人认为危险的地方存在巨大的机遇，认为中国70年代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别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也会重走中国的路，所以他们就产生了提前布局的想法。”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分析，许多人认为这个时间点阿富汗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有望改变原来极端保守封闭的状态，实现稳定。对于商人而言，这些因素都大有利好。在朱永彪看来，冒险主义精神也是一部分阿富汗华商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作为阿富汗的最大邻国，中国与阿富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19年-2020年，中阿双边贸易额约11.88亿美元，阿富汗从中国进口约11.57亿美元，占阿富汗进口比例的17%，是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对阿富汗投资2408万美元，包括中石油、中铁、中冶、中国电力、中国路桥以及华为、中兴等，目前投资存量接近5亿美元。

一天18次爆炸

在红姐的印象中，阿富汗常年处在战乱中，尽管过去20年，喀布尔相对安定，但恐怖袭击如同家常便饭。最夸张的时候，她一天听到18次爆炸。

有一次，她和司机出去买菜，遇到前方正在枪战，他们无法往前也不能退后，下车还可能会被警察当作恐怖分子击毙，红姐和司机只能待在车里，等待枪战结束。

红姐的中餐馆靠近西班牙大使馆，有一次大使馆门口遇上汽车炸弹，餐馆的玻璃也全都炸碎了。距离最近的一次爆炸，红姐离事发地只有400米，第一声爆炸响了之后，她想跑到楼顶上把这样恐怖的画面拍下来，上楼之后，爆炸好像停了，正准备下来，又是一声，一个火球燃了起来，空气中都是爆炸物产生的烟雾。

让余明辉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美军军车和阿富汗当地派系的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原本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由于宗教和政治立场的不同，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相互开火、对战的暴乱。余明辉当时所在的办事处离事发地很近，听到外面反复传来炸弹爆炸的声响，他感受到了真实的恐惧。

经验丰富的阿富汗邻居冒着生命危险跑到余明辉所在的院子，开始挖他们过去埋在地下的一个铁做的“中华经贸网” 招牌。阿富汗人知道，这种埋在地下的东西在暴乱时可能带来安全隐患。这件事让余明辉明白，在很多紧急情况下，当地的阿富汗朋友才是他们最大的安全保障。

这次政权更迭，余明辉的阿富汗朋友又逆着人流方向，花了三个多小时，将他们在喀布尔南边的中国城产业孵化器，即一个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工厂里的员工，都接到中国城会合。

之前去喀布尔旅游的中国人都会选择红姐的餐馆，他们回国后在社交平台自发为红姐打广告，声称红姐的餐馆安保非常到位。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9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场。（ICphoto 图 ）

红姐介绍说，中餐馆对门是阿富汗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的府邸。她平日和杜斯塔姆一家交好，副总统家缺水时，餐馆会为他们一家免费提供水和饮料。杜斯塔姆家的保安在看护自家院子时，也顺道看护了红姐的餐馆。“在这样危险的地方做生意，需要使用巧劲，向别人借力。”

为了确保安全，红姐的餐馆有一条明文规定：阿富汗本地人不许入内。塔利班士兵的着装打扮与当地普通百姓一样，放下武器，根本无从辨别，她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如果有中国人带领，还是可以进来的，不会那么绝对。”

现在的阿富汗仍称不上太平，爆炸与袭击事件还在发生。“有消息，塔利班开始开展居民登记，收缴枪。”李西京从Facebook上看到有人直面塔利班，和塔利班战士正常交流。8月18日，他在朋友圈写道，“通过这些消息，没发现有极端现象发生。但并不代表没有危险的存在，不得不防。”

不确定的未来

如果没有战乱和疫情，红姐可能还在喀布尔经营中餐馆，天天守着她的两只猫。回国之后，她和两只猫失去了联系。“希望它们还能活着，塔利班也不一定对它们下手。”红姐对塔利班没有好感，她不打算重返喀布尔。

“塔利班听说中国城有事，更高级的官员来了，问有什么困难，一定帮忙。”8月18日19时36分，余明辉在朋友圈发文说道。

最近，他会把每天的所见所闻发在朋友圈，“每个区甚至每条街道都有塔利班的人，只是正常办一些公务手续找不到人。上个月批下来的花圃大门手续还需要一个印章，警察局无人管，找到塔利班，说等几天，正在计划。”

国内亲友对当地局势非常关心，余明辉回复称，“目前我们在阿富汗的生意受影响并不大，店铺计划先歇业三天。” 在余明辉的描述中，喀布尔相对平静，偶尔有趁火打劫的，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当地时间7月17日，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塔利班无意对自己的对手展开“清算”，已颁布赦免令，并称塔利班欢迎各政治派别以及社会各阶层代表，加入阿富汗新政府。

在余明辉看来，塔利班和20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他口头宣扬的，与未来实际行动是否一致，还很难说。”余明辉说，这种温和是塔利班的暂时选择还是长期战略，都是一个未知数。

“塔利班上台短期内对中国冲击不会特别大，主要原因是中国投资的这些项目都涉及到它的国计民生，无论谁上台都需要这些东西。”朱永彪认为，但动乱会影响到阿富汗国内的经济形势，影响老百姓的购买力，长期执政的话，社会氛围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比如酒吧类营业性场所可能会变得低迷，教材、教具也可能发生变化。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如果塔利班在未来的执政当中能贯彻这种温和，阿富汗百废待兴之下，中国企业可能在阿富汗市场迎来新机遇。

据北京晚报报道，此前塔利班曾向中国承诺，将为中国投资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并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参与阿富汗的重建工作。战争过后，阿富汗急需建设公路、机场、电力、市政等，而基础设施建设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但也有专家提醒，中国企业对阿富汗的投资应该谨慎，一定要做好风险预判，不能贸然入场。“有机遇，但是一定要冷静，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我们在阿富汗投资是吃了大亏的，在过去的20年也有很多的失败案例。”

“战乱、疫情确实给我们的生意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我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李西京说，他们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在阿富汗的贸易工作。“我们的工业园项目，电缆生产线现在已经安装到位，注塑设备已经投产，我们的日化产品也开始生产，还有涂料等产品都已经通过多方的努力，开始进入生产和试生产阶段。”

对于阿富汗未来的局势，“我们作为商人很难预判。”李西京认为，“打了40年了，人们都不愿再打仗了，它会慢慢向好的。”

阿富汗库纳尔省，大山连绵、矿产丰富，是阿明重要的生意来源，但第一次进山，他就被莫名抓进了警察局。

在遣返、联系大使馆和关起来三个选项中，阿明选择了最后一个。遣返之后无法再进阿富汗，而他也不想因此惊动大使馆。13天后，朋友开着军车接出了他。

被骗、被抢、被查、目睹枪击、直面塔利班，后来，阿明在阿富汗的几年经商生涯中，越来越淡定。即便如此，阿明仍然决心在下个月重返阿富汗，因为在诸多“稀松平常”的危险之外，他仍然记得班达米尔湖的美丽。

带着被战争击碎的往事，阿富汗已经变天，但太阳还要照常升起，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双眼还在望着明天。

没有枪声

堵在搬家路上的时候，于洋心里一直在打鼓，担心迎头遇上正进入喀布尔市区的塔利班。

于洋原来住的地方离阿富汗总统府比较近，听到塔利班准备进入喀布尔的消息后，立刻做出了搬家的决定。用他的话说，“还是有点小小的恐慌，因为想着怎么着也得在首都打两天”。

为避免被误伤，于洋立刻收拾好行李，租了车往郊区走。令他没想到的是，堵车意外严重，心里慌乱加剧，于是给司机加了钱，让他走小巷。穿来穿去，终于抵达，由于不是塔利班进去的主要街道，因此可以算是比较安全，“还买了两公斤肉关起门来庆祝了一下”。

很快，于洋意识到，这顿折腾似乎有些徒劳，因为他“几乎完全没有听到枪声”。后来于洋反应过来，当天总统已经撤离，该结束的也结束了。第二天上街，一切都很正常。反而是新住处，由于距离市区偏远，水电都不方便。

当地时间8月15日，在占领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不久之后，塔利班正式进入喀布尔。4天后，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此时，距离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不到4个月。美国和北约军队于5月1日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行动。之后，从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第三大城市赫拉特、第五大城市贾拉拉巴德，到扎布尔省、巴德吉斯省等地的省会城市，塔利班势如破竹。

对于这次的战乱，于洋坦言没有太大的感觉，“后期几乎不是在打，塔利班过去就投降了，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这事就结束了，太快了”。

虽然喀布尔很快一切如常，但平静湖面下的暗流不少。

8月14日，于洋与客户之间的交流都还很正常。他的客户很多都是一些国际组织机构，从那里接订单，把国内的产品卖到阿富汗来，也会把当地的产品倒腾回国内。

作为一名贸易商人，同时也是快手的用户，于洋这次已经在阿富汗呆了两年零三个月了，除了去了几趟迪拜，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几年来，虽然阿富汗国内一直处于战乱中，但于洋的生意相对比较平静。

到了8月15日，一切就变了，“就是有一天，忽然发现你的客户都不见了，因为他们在准备逃离阿富汗”。

喀布尔之外

和平接管，塔利班的确履行了诺言，但不代表枪声和动乱就此消逝。

阿明依然记得在喀布尔被抢手机的魔幻经历。在喀布尔街头等红灯的间隙，副驾驶门没锁，他刚发完消息就有人拽开门夺走了手机，怔愣之后回过神来，罪魁祸首已经跑出去7、8米，虽然还是被抓到了，但仍让他难以置信。

而就在不远处，指挥交通的警察目睹了全程，没有丝毫反应。

“喀布尔作为首都，已经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地区了。”阿明坦言。他也是一名商人，做矿产生意，2016年先到的巴基斯坦，后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两边跑。

“锂矿界的沙特”，2010年，美国曾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形容阿富汗的锂矿。当时，美国地质学家预计，阿富汗矿产资源价值至少1万亿美元，包括4200亿美元的铁矿、2740亿美元的铜矿、250亿美元的金矿、810亿美元的镍矿等。而根据阿富汗矿业部的说法，“矿产资源总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

但要开采“金山”，不是容易的事，阿明的经商生涯，在渺无人烟的大山和动荡混乱的街头间穿梭。危险、无常，如战争片里的基调，才是他熟悉的阿富汗。

阿明有次从朋友家吃完饭回去，坐的当地出租车被拦下。在两个人被拽下车的时候，阿明懵了，直到听到“money”，才知道对方抢钱的意图。争执了十分钟，换来的是脑袋上被枪托猛地一砸，还没开枪，但阿明已经嗅到了危险，“这钱不给是不行了”。

若有朋友傍身，阿明会有底气反抗这种危险。一次从巴基斯坦回阿富汗，阿明被边检的人拦下搜身，当时他穿着当地的服饰，侧面有个口袋，随身带着10万卢比。在阿明的狠话和蔑视的眼神之间，虽然对方语气恶劣，但也放弃了搜身抢钱的想法。

“在那边没朋友的话，我肯定要挨毒打。”阿明还记得，第一次被抓近警察局，就是朋友找了各种关系，通过家族里的表弟，救出了他。

比起自己多次的脱险，通过朋友的经历，阿明更能深刻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痛楚。前一天还曾一起吃饭唱歌跳舞的大学教授，第二天就成了丧讯上的黑白照片；有钱的合作伙伴，不被贫困烦忧，但也要面临一家老小在无差别轰炸中罹难的崩溃。

在阿富汗的时候，阿明居住在东南部的楠格哈尔省，省会是贾拉拉巴德，与巴基斯坦接壤。2019年10月左右的一个星期五，贾拉拉巴德郊区一个清真寺做礼拜时，一个武装组织向其中投了两枚榴弹炮，在阿明的印象里，死亡人数约有170人。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来，阿富汗有24.1万人因战乱死亡，其中7.1万人为平民，平均每天250人伤亡；270万人逃亡海外，1100万平民沦为难民，350万儿童失学。

海水与火焰

没有自来水厂，一天停十多个小时的电是常态，日常物资要靠外界输送，枪炮声间，他们也在生活，或贫苦或富足，但大多是前者。

黑面烙的饼，加上四五个大土豆熬成的汤糊，是阿明司机一家的日常餐食。两个老婆、十多个孩子，每天的伙食费折合人民币也就10-15元。而阿明的当地朋友，周一到周四，羊排、羊腿、牛肉，可以不重样。

于洋的翻译是当地人，父母加上9个孩子，只有他和他哥两个人上班，每个月收入不到5000元，还要供弟弟妹妹上大学。

“一般的家庭真的挺苦的，这个国家70%的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普通人。”于洋感慨，“但有钱人也的确有钱，随便拿出几亿美元的人也不少。”

《追风筝的人》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出生于上层社会的阿米尔，流亡美国，成年后回到阿富汗，惊愕于战后触目惊心的喀布尔，但司机法里德指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说道说，“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98.07亿美元，较2019年的192.91亿美元增长2.67%，人均GDP为508美元，近40%的人口处于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状态。

炮火连天，几乎没有任何工业能在这里生根，而作为游牧民族，阿富汗缺乏农业传统。矿产开发之外，毒品是阿富汗重要的经济来源，罂粟是阿富汗最赚钱的经济作物，2020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约为6300吨，占全球约85%，这一数字在30年前的1990年，仅为300吨。

阿明去过努里斯坦，跟着当地的一个部落长，爬上山坡，放眼往下看，密密麻麻都是罂粟花，在风中摇曳。

对于阿富汗人而言，若能成功把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运送到伊朗，每趟至少能赚300美元。在极端的贫苦和危险之间，不少人选择了后者，全国3717万人口中，目前有约330万人从事和毒品有关的工作。

“因为贫穷、机会太少，他们急于抓住。”于洋和阿明都在生意过程中被骗过，对方倒也并非拿到钱就跑路，但总会找各种理由推脱，直到最后就是钱货两空。但于洋觉得，对方的本意并非如此，他们如果看到有一块肥肉先叼到嘴里，至于能不能付上钱，是另一回事。

“为你，千千万万遍”

阿富汗是参差的，这种参差在于贫与富，危险与热情，鲁莽与纯粹。阿明觉得，只有深入体会过，才能感受到真实的阿富汗，这是战争片里看不到的，每个面孔都鲜活、真实、复杂，即便是塔利班。

第一次见到塔利班人员的时候，阿明十分忐忑，生怕残暴、冷酷的印象成真，尤其自己还是外国人。在朋友家的毯子上，对方进来，逐个握手拥抱，甚至还跟他开了句玩笑，“你这胡子再留长点，就像我们塔利班了”，反差之下，心里的石头落地。

去年11月，阿明到潘杰希尔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那是塔吉克族为主的省份，在没有信号的土坯房里，所有人伴着音乐又唱又跳，通宵达旦，直到凌晨4点。

带着战乱打造的镣铐，阿富汗人一直试图用生活的如常对抗着动荡，当苦难无法避免，便将枪声作为生活的背景音乐，就着裂痕作画。

纪录片《我们的侣行》拍摄了一个名为“协助残疾人就业中心”的场景，这个制作书包的小作坊，有被火箭弹炸掉了一小半身体的建筑工人，有7岁时就被爆炸夺去听力的少年，负责人说，“我们曾是雄鹰，后来成了残疾人，但轮椅上的我们一样是自由的雄鹰”。

习以为常的不仅是当地人。于洋习惯了自己做饭，习惯了停电；阿明在回国时，会带上当地的红糖和服饰。

不知道未来如何，但生意和生活还要继续。塔利班掌权后，于洋没有作出马上撤离的决定，观望着后续的环境是否还适合留下。

至于阿明，即便上次回国历经千辛万苦，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再到迪拜，再到尼泊尔才得以回家，但仍然盘算着月底再回去。他记得两个村落因利益分配拿枪互射的场景，但也记得潘杰希尔的载歌载舞，记得无愧于“天使眼泪”形容的班达米尔湖。

阿明觉得，他的生意冲击或许不会太大，因为过去，矿产资源不少就都掌握在塔利班手中，而且在执政廉洁方面不会更糟。“透明国际”2020年的数据显示，阿富汗的腐败程度在全球180个国家中排名165。

但女性已经开始惴惴不安，售卖罩袍的商店生意红火了起来。翻译告诉阿明，她的母亲就曾因为独自走上喀布尔街头而遭遇了袭击，因为没有男性直系亲属陪同。

萨拉在阿富汗创办了独立电影人协会，作为一名女性，她始终关注阿富汗女性的发展。在名为《喀布尔的钢琴师》的剧本里，她塑造了一个想在喀布尔弹钢琴的小女孩，即便这是禁忌。萨拉说，“外国人拍的阿富汗，永远讲述阿富汗人逃离祖国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人拍过，阿富汗人返回祖国的故事；也没有人拍过，一个关于阿富汗被治愈的故事”。

“我们在峰峦之巅呐喊，而群山回唱。”作为《追风筝的人》的作者、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在《群山回唱》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