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7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经过六天的爬山涉水，终于来到了瑞金，这里是苏区所在地，到了这里，一刻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看到一个持枪的红军战士后，竟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有气无力地对红军战士说：“我要见周恩来……”

红军战士十分迷惑：“你要见周副主席？”

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恶臭的乞丐，怎么会知道周副主席的名字。

红军战士就把他领到一个红军干部那里，红军干部想到，知道周恩来是副主席，还会直呼其名，说明这个人不简单，于是又问了一句：“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说到：“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要见周恩来……”

因为连续几天不间断地赶路，老乞丐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昏了过去，听了他的话，红军干部不敢耽搁，立即把他带回驻地，转送到师部。

师里的首长立刻将此事用打电话汇报给驻于都的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值班的参谋问：“他叫什么名字？”

师首长问过老乞丐后回答说：“项与年。”

在师首长刚刚挂断电话，很快又接到值班室来的电话：“立即将项与年送来，周副主席要尽快见到他。”

有了周恩来的命令，师首长知道事关重大，立即命令部下牵来两匹马，派出一名干部，火速将项与年送往中央军委驻地。

当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项与年时，大吃一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绝密情报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递给周恩来，就彻底没了力气。

周恩来看完情报后第三天，也就是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漫漫长征路。

后来，毛泽东谈到项与年送来的情报时，说项与年的功绩是巨大的。

项与年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情报，竟然让红军开启了长征之路，假如项与年没有送到这份情报，红军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江西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光是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就多达50万人。

为了确保这次“围剿”能够万无一失，蒋介石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团，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战”两大新型战术，逐渐蚕食掉我苏区革命根据地。

到1934年7月，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作战，国民党军先后突破红军的外围防御，随后派遣了31个师，数十万军队兵分六路直接向苏区腹地扑来。

相对于以往的打法，此次敌军严格按照新型战术，每攻占一个要地，就开始大量构筑碉堡等工事，然后以密集炮火向红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轰击，逐渐压缩苏区的阵地。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1934年1月1日之前，国民党军在江西修建的碉堡就多达2900座，而到1934年10月，当时的各种碉堡已经多达一万四千多座。

在敌人的连续打击之下，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总兵力不足10万，粮食供给不足，弹药极度匮乏，连续作战的情况下减员严重，每个作战师的兵力都不足4000人。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有些人却提出“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的号召，采取与敌人硬抗的反“围剿”策略。

在这样的消极防御战下，红军损失不小，仅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就伤亡5500多人，其他战役中，红军也伤亡惨重。

到1934年9月下旬，战事如果继续下去，那么中央苏区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所谓“铁桶计划”，就是“堡垒战术”的升级版本，在集结150万大军的情况下，配合空军的270架飞机，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战术，将中央红军主力彻底消灭在瑞金。

为完成这个目标，“铁桶计划”要求各部队在距离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在四周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一点点将红军主力压缩在很小的范围内，从而完成全歼。

为了防止红军突围，蒋介石还抽调了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1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

蒋介石为了隐蔽作战意图，还调集12个师的先头部队在大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与红军主力进行纠缠，给国民党大部队合围争取时间。

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密问题，这份“铁桶计划”策划得也极为严密，仅阐述文件摞起来就有几斤重，计划之庞大可想而知，对于这份可能要掏光家底的计划，蒋介石是信心十足，曾表示此计划是“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

为了防止计划泄密，蒋介石命令每份文件上都标注上“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国民党将领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

然而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军事会议刚刚结束后，“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资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并很快送到了中央苏区。

那么，这份情报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

从军事会议中，将情报拿出来的，就是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贫苦出身，也是老革命了，早在1907年就在广州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早的革命党人，1909年奉命打入广东新军，随时准备策应革命党武装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后，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追随孙中山在粤军部队中屡建战功。

作为粤军中的将领，在国民党军队中本来并不被蒋介石所倚重的，但是莫雄却是一个意外，一直深受蒋介石的信任。

究其原因，在北伐战争之前，蒋介石曾担任粤军第二军总参谋，在一次作战中，被人包了饺子，处境危在旦夕，正在这时莫雄带着两个营冒死把蒋介石救了出来，有了这份交情在，蒋介石始终对莫雄有一定的好感。

然而莫雄终究是粤军将领，跟蒋介石有着深厚的芥蒂，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粤军将领张发奎发动反蒋斗争，莫雄也跟随张发奎一块行动，后来张发奎反蒋失败，宣布下野，莫雄也只得赋闲在家。

1930年底，在搭上了宋子文这条线后，莫雄被委任为税警总团总团长，税警总团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却因为宋子文钱厚，硬生生的堆出一个相当于6个团，总计3万余人的王牌部队，宋子文能够让莫雄当总团长，可见莫雄的实力。

在此期间，莫雄经过原来旧部刘哑佛的介绍，认识了中共党员项与年、严希纯等同志，并且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建立了联系，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对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的行为，莫雄等爱国将领十分不满，在思想上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

当时莫雄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是李克农等人认为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并不适宜，因此就回复道：“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

莫雄对此深表理解，以后多次暗中为地下党提供帮助。

1933年10月，蒋介石正在为前几次“围剿”苏区的失败而头疼时，突然想起粤军悍将莫雄来，就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

莫雄在临行前，将此事汇报了组织，并且将中共党员项与年等人作为“袍泽部下”，一块带入赣北第四行政专属，并且还将很多地下党打入到国民党特务系统中。

为了配合莫雄，使其进一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在作战中，中央红军还与莫雄的部队进行了几次“交火”，每次都是红军“仓皇败退”，蒋介石得了捷报后，多次对莫雄进行嘉奖，更加信任。

因此，在蒋介石制定“铁桶计划”时，莫雄作为少将参议、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军事会议的，但是蒋介石考虑到莫雄屡立战功，因此破格特邀参加。

莫雄在会议上听了蒋介石的部署，认为此计划若得以实施，那红军的处境将不堪设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赶回司令部。

当时已经是深夜，莫雄连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就将项与年等地下党叫到办公室，将从庐山带回的文件取出，让大家翻看。

项与年等人一看，这还了得，如果不及时通知红军转移，后果不堪设想啊！

莫雄说：“你们马上拿去交给党中央！”

项与年等人听了后说道：“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项与年等人决定，先将核心情报用电报的形式向瑞金发去，然而这个计划的很多内容，并不能用电报发出去，如何将如此详细的情报送出呢？

特工经验丰富的项与年等人，考虑到事关重大，决定由项与年亲自将情报送去。

想到如此多的情报内容，直接带出去被搜查出来就麻烦了，因此他们连夜用特种药水将“铁通计划”的主要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然后把“铁桶计划”送到南昌秘密联络站。

项与年也是老地下党了，1925年入党，曾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到海外去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华侨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年仅31岁的项与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中央特科工作，党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项与年因为有莫雄这条线，因此留在了上海，以莫雄司令部机要秘书的身份活动。

项与年等人在连夜将“铁桶计划”密写完毕后，对情报路线进行了分析，打算从南昌乘车到吉安，再进入泰和，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将情报送达。

第二天一大早，项与年就装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为了减少与敌人关卡接触，项与年都是白天休息，晚上的时候赶路，尽量避免走大路。

然而等到项与年进入到泰和山区后才发现，这里的敌情远比预想得更严重，不要说大路，就是每个村子都有驻守的敌人，几乎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了，只要发现可以的人，立即逮捕。

项与年不敢耽搁，连村子都不敢进了，只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饿了就找点野果吃，渴了就喝山泉，经过多年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兴国。

然而此时，项与年却发现，这里的封锁更严重，几乎每个村子和路口都设置了碉堡，各个山头也布置了岗哨，如果有青壮年接近，立即就被抓走审问。

项与年的情报之路，出现重大危机，只能躲在山里，前行不得，然而他深知身上这份情报的意义所在，如果送去晚了，他是对不起组织的。

思考了一会后，项与年想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决定改变身份，不以教书先生的身份通过关卡，而是以乞丐的身份。

但是他现在正值中年，有手有脚，扮作乞丐肯定会让人怀疑，为了伪装得更像一点项与年心一横，直接拿起一块石头把自己的四颗门牙打掉了。

等到第二天项与年再出来的时候，直接变成了智商有问题的乞丐，不但蓬头垢面，面目也变得狰狞起来，不要说看清楚脸，就是隔着老远就能被熏死。

项与年把四本密写字典放到袋子里，又装进一些乞讨来的发馊的东西，开始从大路前进，每次走过关卡，哨兵都不检查，赶紧让他过，生怕他靠近了。

就这样，项与年用了最短的时间，赶到了江西瑞金，当他见到周恩来等人时，大家已经认不出项与年来了。

周恩来在听取了项与年的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标，进行分析，根据这份情报，周恩来得出结论：再晚半个月，敌军就可能完成合围，红军就再难脱身了。

随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情报，中共中央马上制定了提前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红军主力进行突围。

等到几天后，蒋介石配备的1000辆军用卡车送来的12个师的先头部队到达瑞金，实施合围时，却发现“铁桶”的中央并没有红军主力。

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突围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知道这是情报泄露了，自己精心布置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尽管蒋介石紧急调集部队对突围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比较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一直到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泄密了情报。

在1935年3月，蒋介石派遣莫雄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毕节担任“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继续负责“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

莫雄上任之后，马上派出探报四处侦查，发现这里有滞留着的红军伤病员后，马上任命共产党员卢志英为司令部参谋长，让其通过地下党，通知红军伤病员马上转移。

这边莫雄却给蒋介石谎报军情，说此地“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蒋介石听后还很满意。

1936年2月，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要从毕节经过，莫雄事先把部队拉出到毕节城外十多里的山沟里驻扎，而贺龙、萧克的红军却在毕节那里修整了半个月。

本来是天衣无缝的事情，却被人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严令扣押了莫雄，并且以“通共”的罪名，将其打入南京监狱。

其实，蒋介石抓莫雄，倒不完全是因为莫雄给红军让路，而是当时很多军阀遇到红军后，为了保存实力，都极力避免与红军冲突，纷纷主动让路，避其锋芒。

蒋介石抓莫雄，就是为了震慑那些给红军让路的军阀将领，一直到两广事变后，莫雄又被张发奎、陈诚等人保释出来。

尽管蒋介石关押了莫雄，但是他打心底里不认为莫雄会“通共”，反而还对其委以重任，给他安排了重任说：“你现在跟陈诚参谋长到两广去搞策反，要戴罪立功，听到没有！”

莫雄被保释出狱后，两广事变不久平息，蒋介石又对莫雄不放心，又削去了兵权，莫雄早已经对国民党心灰意冷，在抗战期间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

叶剑英将长征、西安事变等情况告诉了莫雄，并且送给了他一本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被莫雄视作珍宝。

此后，莫雄虽然依旧没有入党，却做了很多对中共有帮助的事情，担任广东南雄县长时，莫雄从余汉谋那里求情，将几百名中共党员、红军战士、进步人士全部释放，甚至连已经判了刑的24名共产党重要干部，也被设法释放了。

1949年解放前期，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杀害共产党人，莫雄也一度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当时广州卫戍司令、军统特务头子李及兰下令逮捕枪杀莫雄，莫雄得到消息后潜逃到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曾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务，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享年89岁。

莫雄的“搭档”，负责传递情报的项与年，在红军长征后，加入长征先遣侦察队，途中，他又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前往香港、上海等地从事情报工作。

由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紧急指挥部队对红军围追堵截，为了粉碎蒋介石的新图谋，中央特科决定派遣项与年回到上海，率领爆破组赴江西南浔铁路沿线，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破坏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线，牵制其作战行动。

项与年在接受命令后，火速赶回上海，先去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读的儿子项德崇后，第二天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前往南京，结果行动却并不顺利，在项与年刚到南京后，就被国民党秘密拘捕，但是他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承认是受骗的同路人。

在取得看守人员的信任后，有一天趁着天黑，项与年巧妙地逃离了看管所，并且找到地下党，继续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后，又从汉口返回上海，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鉴于项与年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再在上海久留，1935年，党组织派他到香港改名为梁明德继续做情报工作。

长征胜利到达陕西不久，项与年又赶到西安，同李克农等人继续做地下工作，主要负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项与年到延安党校学习，1940年项与年从延安党校毕业后，调到陕西关中分区工作。

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着部队开入东北，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可以说，多年以来，项与年一直秉承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斗争，对于党组织的要求，他从来指哪打哪。

有的时候，党组织没有安排他，他也要主动请缨的上，在常年与敌人的斗争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妻子被捕入狱后的下落，也不知道随母入狱后的女儿，因染病而离世。

项与年的一家，最终只剩下儿子项德崇当时住在学校，侥幸躲过敌人的搜捕。

1934年在上海匆匆一别后，项德崇与父亲失去联络，母亲和妹妹被捕入狱，通过自己的勤工俭学，一直在努力奋进，全面抗战爆发后，项德崇改名项南，跟他父亲一样，选择投身到革命活动中来。

1941年，项南几经辗转到达了新四军驻地，成了一名革命干部，此间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直都没有音讯，因为项与年已经改名梁明德，工作性质又十分隐蔽。

1943年，项南所在的部队开展整风审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详细说明自己的家庭历史，别人都很轻松地通过了审查，只有项南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一度引起某些领导的怀疑。

对于家中的这些事情，项与年从来都不知道，直到全国解放后，项与年才从别人那里听说自己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在安徽省团机关党干部。

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项与年给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是曾经的老战友曽希圣写信，拜托他代为寻找失散十多年的儿子。

曽希圣收到来信后，十分重视，有一次在省里开会的时候，找到了当时任省团委书记的项南。

曽希圣顺利找到项南后，项南立即与在东北的父亲进行联系，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团代会，项与年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与儿子相聚。

1978年10月，项与年因为身患肺炎，医治无效后病逝，当时项南正受命准备率中国农机代表团赴意大利考察，在登机时从邮局传来电报，说自己的老父亲去世了。

项南本想立刻赶回去，但是公务在身，不能为私废公，就委托自己的妻子回到家乡料理丧事。

当项与年病逝的噩耗传到辽宁，辽宁省委深感不幸，为了悼念这位历史功臣，辽宁省政府1978年11月7日在沈阳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项南闻讯后，立即携妻子赶赴沈阳。

项南夫妇到达沈阳后，没有惊动辽宁省委，而是悄悄找到了一家旅馆住下，追悼会开始后，会场上横幅上庄严地写着“梁明德同志追悼会”。

很多项与年生前的同事、战友都赶到了会场，那天项南夫妇仍然不愿给组织添麻烦，悄悄进入追悼会现场，默默排队随着悼念群众换换进入。

当时有同志认出了时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项南，都感觉到诧异，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悄悄把项南夫妇拉到一边询问：“你们怎么来了，你们认识梁明德同志？”

原来项与年在身份曝光后，一直以梁明德的名字参加工作，很多人都不知道项南与项与年的父子关系。

当项南将父亲改名换姓，参加工作的事情说明后，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这位老同志，为革命作出了太多的贡献。

由于当年绝密情报传递后，临时中央为了保护莫雄与项与年的安全，此事并没有进行通报，很多人都不知情，当时战略转移特别匆忙，很多人甚至不理解，为何要提前转移，就连当时的毛泽东等领导人都不是很清楚，因此在党史文献中很少提及此事。

但是国家不会忘记对革命作出贡献的人，在1996年，习仲勋为《山路慢慢——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作序时，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当年项与年的“送信”传奇。

项与年为红军传递“铁桶计划”情报的事迹才逐渐被披露出来，一个传奇英雄的光辉事迹，他却从来没有提过，甘愿做一名“改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