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提振消费显得尤为重要。今年以来，围绕“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的话题，不少经济学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该不该发”、“能不能发”、“怎么发”以及“各地发放金额是否应该一致”等问题上，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6月8日晚间，北大国发院举办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在会上，北大国发院教授、教育部-北大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就“提振消费的短期与长期考量”为主题，发表了演讲。

　　沈艳表示，基建虽然可以拉动需求，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建议尽快向百姓发放直接补贴。如果要发放，她建议由中央统筹、地方各尽所能，尽量对不同家庭一视同仁。如果要有所倾斜的话，也应该优先照顾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

　　她建议，发放补贴时应该针对民生关键行业，尤其是基本生活品领域。同时发挥现金的撬动作用，采用现金+消费券的形式发放，这一过程中要加大信息透明和监督力度。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沈艳认为，资金可以从多个渠道筹集，特别是可以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当前情况不同以往，专家建议：尽快向居民发放直接生活补贴

　　沈艳表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保经济主体一直是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过往来看，我们在稳经济、保民生方面成绩斐然。但是当下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消费不振，这会导致经济难以反弹。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是疫情反复，它不仅影响经济活动，更影响消费者预期。

　　从时间上来看，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三年，不少家庭现在获得收入的能力在下降。一些家庭即便有储蓄，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从结构来看，低收入家庭现在生活尤为困难，他们很可能容易陷入再次返贫的状况当中。

　　沈艳表示，“我们建议尽快直接向居民发放生活补贴。这个补贴可以考虑每个人现金500元+消费券500元的结构。”她解释道，自2022年3月以来消费出现了四个特征：一是下滑程度深;二是线上线下共振，同时下跌;三是地域广;四是牵扯的行业多。“消费不足这个矛盾是相当突出的。”

　　沈艳指出，当经济出现下行的时候，传统手段是增加基建的财政投资。但是当前情况不同以往：现在是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活动减少甚至停顿，所以即便做了这些投资，也没法很快让经济活动活跃起来。

　　另外一方面，政府的投资支出当然可以增加总需求，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投资到消费的整个传导链条非常长，而且短期之内触达面是比较有限的。如果老百姓口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下个月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了。很长期的投资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有政策空间，有乐观前景：中国消费券发放效果可以高于国外

　　直接发放补贴给老百姓，我们有没有政策空间呢?

　　沈艳认为，中国是有的。

　　美国在疫情早期，进行了多次现金补贴。好的一方面是消费需求上去了，但是代价是商品价格大幅上升，通货膨胀严重。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是“保企业”来保民生，在控制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状况还好，问题在于疫情对居民收入影响很大，所以现在消费需求不振。

　　由于消费需求不振，价格处于较低水平。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空间：通过发放直接补贴来提振消费，同时不至于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在沈艳看来，发放直接补助，也符合我们国家现在财政政策重点从投资转向民生的大方向。而且在消费券发放方面，国内外都是有经验的，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特区，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就香港的情况而言，测算结果显示：100元可以拉动整个消费109元，主要体现在非耐用品的消费上。

　　沈艳表示，就内地而言，有评估研究发现，中国消费券发放的效果可以高于国外，北大很多研究团队也得到相似的结论。在第三产业占比比较高的地方，消费券显著增加了交易活跃程度，而且对低收入人群增加消费，可以有明显的提振作用。

　　可以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沈艳表示：“最后的关键点是怎么发。”围绕这一问题，她提出了四点建议：

　　其一是建议中央统筹、地方各尽所能。沈艳表示，过去是地方政府自主去发，而她们建议，后面可以由中央统筹。因为过去的经验发现，有财力的地方，发放补贴确实提振了消费;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困难的地区，他们没有财力发，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因此建议尽量对各地区不同收入的家庭要一视同仁。“如果我们真的要有倾斜的话，应该是中央统筹，让我们对更困难的地区、更困难的家庭，尽可能地去优先发放、加大发放的力度。”

　　第二个建议是同时发消费券和现金，同香港模式类似。疫情进入第三年，要想刺激消费，基础是大家口袋里要有钱才能刺激消费。因此在储蓄大量消耗的情境下，尽可能考虑发放现金，起到撬动作用。

　　直接生活补贴针对什么行业发放呢?沈艳团队建议，还是要针对民生关键行业，特别是基本生活品领域，让大家起码能够保证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状态，所以可以考虑小额、有效期短、使用灵活的发放方式，而且可以考虑跟现有的数字平台合作，减少发行成本。另外，也可以考虑与数字钱包挂钩。

　　沈艳表示，在具体使用环节当中，可以对现金发放和消费券使用做一定的捆绑，最大程度地把现金在一定时间内转化成消费，尽可能地去提振消费。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怎么办?有的人没有数字能力(不擅长使用数字软件)怎么办?她表示，可以考虑借助社保个人账户体系。数据显示，2021年底全国持有社保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5%，所以即便是在中国的贫困地区，我们也有发放措施。

　　最后一个问题是，发钱，钱从哪里来?

　　沈艳建议，资金可以从多个渠道筹集，特别是可以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沈艳表示，我国2020年年末中央的国债是20.9万亿，地方是25.7万亿。即便我们考虑各种各样的隐形债务，把这些都加进来，我们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目前在全球也是处在低位的，我们是存在发债空间的;如果考虑到赤字，中国赤字率现在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同样也是有空间的。

　　此外目前大量基建项目，可能因为疫情延迟，那么也可以考虑先调拨资金用来发放居民补贴，将来可以再把这部分投资资产安排到下一个财政年度。只要消费能够提振起来，那么其他事情就更好办了。

　　沈艳表示：“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信息透明，加大监督，能够让我们要发放的现金，尽快地、尽可能公平地、全面地发到老百姓手中。”

　　其实“发钱”这事，最大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发的问题，而是钱如何才能花在“刀刃”上的问题。

　　这几年，消费的增长受疫情的冲击影响较大，社会经济面临的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较为尖锐，“发钱”能够有效刺激消费，促进经常增长。

　　有专家建议尽快直接向居民发放生活补贴。这个补贴可以考虑每个人现金500元+消费券500元的结构。假若每人发放一千元，我国14亿人口，就需要发放1.4万亿元。

　　1.4万亿不是小数目，可以修多少公里高速公路?可以造多少艘航母?可以建多少所医院、养老院、托儿所?可以给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发放多少养老补助?

　　当我们把这1.4万亿用来给每人发一千元消费时，难道这钱就不能花得更有意义，更有成效?

　　当然修高速公路、建医院、托儿所，搞基建，这属于投资，而投资到消费的整个传导链条非常长，而且短期之内触达面比较有限，远水难以解近渴。

　　那么直接给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发放养老补助，不是也可以直接刺激消费么?这样还能够提高我国的养老保障水平，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增强养老保障体系的公平性，这不比发钱给每个人去消费更有意义么?

　　也许有人会说，给老年人发钱，他们都会存起来，不会用于消费。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大多都在农村，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其消费倾向就相对较高。相对于城市的老年人，发钱给农村的老年人，他们会更多地用于消费。这是第一。就算是农村的老年人都不花钱，都把钱存起来，给农村的老年人发一千元养老补助，农村的年轻人就能少给父母一千元养老费，农村的年青人可以拿这笔钱来消费。这是第二。

　　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最主要是缘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福利分配的不平等。福利分配不平等使得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因“木桶效应”而出现了功能弱化，社会保障投入的快速提高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的显著改善。

　　直接向居家发放生活补贴也是一种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发放应该以保障公平性为前提，这样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